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余斌：建议大幅度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和强化政策落地

　　本报记者 颜世龙 北京报道

　　2018年12月28日，由全国工商联指导，全联房地产商会、精瑞人居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全联房地产商会2018年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余斌作了关于“2019年经济发展展望”的主题演讲。

　　余斌表示，前不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全面总结今年经济发展的同时，深入分析了明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主要经济指标的预期目标和宏观经济政策。其中，在对明年经济发展形势的判断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讲了三句话：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第二，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第三，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

　　风险隐患会在目前集中释放

　　余斌在对“稳中有变，变中有忧”分析时认为，今年GDP增长6.6%应该说是处在预期目标的合理区间，总体经济发展保持了大体稳定。

　　但其中的“变”究竟是变了什么?从国内来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速增长阶段的起点，就是短缺经济凭票证供应，供不应求，所以高速增长阶段就是一个增量扩能的过程。

　　但今天我们面临普遍的产能过剩，供给大于需求，过度竞争，恶性竞争，这标志着以数量扩张为主的阶段已经结束。所以当中国经济经过了4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我们今天转入以质量提升为主的新阶段。这一转变，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转变。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要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益来形成我们新的竞争优势。

　　余斌表示，过去我们通过大规模的投资，推动基础设施，推动重化工发展，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需要根本性的改变。新的增长动力，一方面来自于利用新技术对传统产业、传统动能的改造和提升，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大力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新动能的成长，从而实现新旧动能的平稳转化和接续。

　　余斌说，这种转变会带来长期积累的风险隐患，也会在目前的阶段集中地释放。“高速增长阶段相当于是涨潮了一样，当潮水涌来的时候，经济运行当中存在的矛盾风险和挑战会被潮水所掩盖。高速增长阶段结束，当进入中高速增长阶段，这就相当于是退潮了一样。当潮水退去之后，各种矛盾、风险和挑战则可能集中爆发。”

　　中美贸易摩擦不是短期问题

　　余斌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经济发展的环境更加复杂，不确定性更大，风险挑战更多。大众可能更多地把这个变化理解为中美经贸摩擦的不断升级。事实上，中美经贸摩擦会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存在。“虽然我们有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上双方就有些问题达成一致，让这种摩擦不再升级，但我认为从中长期来看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问题，而是一个中长期的问题。”

　　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余斌表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说的是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目前转型升级处在攻关期，也就是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

　　余斌说，在中美经贸摩擦升级的过程当中，尤其要引起重视的问题是，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重新签署自贸协定之后，美国、欧盟、日本开始就WTO改革进行密切的磋商，在磋商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些共识。比如，对中国叫“三不”：中国不再是发展中国家。

　　第一，特朗普认为，如果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话，美国肯定也是发展中国家，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跟中国比相去甚远。他们认为，尽管从平均水平来看，比如人均GDP中国不到9000美元，跟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但问题是参与全球竞争的不是中国的落后地区，不是中国的农村。参与国际竞争的全部是来自于中国的发达地区，而这些发达地区比发达国家还要发达。如果说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为其提供优惠的话，那将造成不公平的竞争。

　　第二，他们认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他们认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尽管中国政府强调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但实际上大量的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直接配置资源。

　　第三，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与WTO的规则不兼容。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大量的国有企业、产业政策，还有政策不透明等，与WTO的基本规则是不相符的。

　　“尽管今天我们只是表现为中美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冲突，但是它有可能演变为中美两国除了经贸之外的，比如金融、投资、技术、人员交流、供应链等众多领域的全面对抗。而且还有可能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演变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全面围堵，这都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余斌说。

　　余斌表示，从短期来看，很多企业采取的是短期的应对措施，但很显然这是一个长期问题，需要站在长期的角度来看待应当如何应对。如果中美经贸摩擦长期化，那么它将会加快全球供应链的重构，这对中国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很多企业，尤其是大企业，需要重新调整它在全球的供应链布局，把原来布局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向南亚、东南亚，甚至墨西哥等地方转移，来规避中美双方的高关税以及其他非关税壁垒措施。很显然，这不仅会对短期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而且会对中长期的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负面冲击。”余斌说。

　　投资增速下降导致消费实际增长放缓

　　在谈到经济下行压力从何而来时，余斌表示，观察今年以来的经济发展状况，分析明年经济发展的内外形势，可以看到投资增长的下降仍然是经济下行压力的主要来源。在过去的40年中投资的增长保持在20%～30%的高水平，但是最近这几年投资的增长大幅度下降了。

　　投资的增长为什么大幅度下降呢?余斌说，主要原因是在过去的5年中，中国通过大规模地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制造业、房地产投资下降所形成的缺口，从而达到了稳投资、稳增长的目的。

　　但是当基础设施投资增长远远高于财政收入增长的时候，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增长就一定会带来政府债务的快速扩张，而当我们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量，逐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存量的时候，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快速回落就不可避免。当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快速回落的时候，它就会带来整体投资增速的快速下降，形成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在投资增速下降的同时，今年以来消费的实际增长也呈现出快速回落的趋势。

　　余斌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保持6%以上的经济增长，主要应当在以下两个方面发力：一是大幅度地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二是在强化政策落地见效上，要加大力度。“在过去的一年中，针对企业困难、预期不稳、信心不足，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有些措施在落实的过程中，有些措施还没有真正地贯彻落实，导致政策效益没有达到预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