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应对不确定性要增强底线思维

王一鸣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以下观点整理自王一鸣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6期)上的发言

　　我想围绕底线的不确定性和应对策略做一个简要的讨论。

　　现在特别需要强调底线思维，所谓底线思维就是凡事都要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牢牢把握主动权。现在的问题是底线在哪里?底线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不确定性的，特别是有两个对我们影响最大的问题，依然面临不确定性。

　　第一个是疫情的不确定性带来的全球经济衰退程度的不确定性。现在大家的基本共识是，这次全球经济衰退可能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会不会形成像大萧条时期那种情况，现在还有不确定性，这主要取决于疫情的发展和疫情能否得到有效控制。即便全球疫情在今年年中或者7、8月份得到控制，未来的全球经济走势会怎么样，现在分歧仍非常大。我看目前大多数人认为“V型”反弹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未来全球经济更可能的是“W型”的增长。“W型”就隐含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反映在供给端——全球供应链的收缩和调整依然还是不确定的，也反映在需求端——就是企业和家庭债务水平的上升，市场预期的变化和消费行为的变化，这个会影响到需求。

　　如果疫情持续的时间更长，供给和需求的不确定性还会进一步传导到金融系统。疫情后主要经济体都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宽政策，美国采取“无上限量宽”，这种量宽政策在压低资金实际利率水平的同时，也大大增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如果疫情持续时间拉长，金融系统会受到传染，还会进一步发生变化。

　　第二个不确定性是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这是外部环境的一个重要的变量。5月15号美国发布了对华为的进一步的限制措施，第三方供货商只要用了美方的芯片，向华为供货必须得到美方的许可，这大大加剧了形势的严峻性。5月23号美国商务部宣布将33家中国公司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进一步限制获得美方的技术。再加上最近限制中国的学生和访问学者去美国，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限制中国学生，科技领域的脱钩似乎正在全面展开。

　　金融领域，5月13号美政府施压美国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不允许向中国股市投资。5月20号美国参议院又通过了外国公司承担责任法案，对中国在美国的上市公司提出了一些特别的限制措施，这可能会加快中国概念股的撤离，我们看到京东、网易正在筹划在香港上市。

　　这两个不确定性对中国国内经济会形成相当的影响。

　　首先，第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全球经济的衰退程度，它会从外需上影响到中国经济，就是我们说的“第二波冲击”，这种冲击有多大，取决于全球经济的衰退程度。外需的收缩正在向国内传导，我们的出口按美元计价是下降的，尽管5月份按人民币计价当月同比上升了1.4个百分点，但按美元计价仍下降3.3个百分点。6、7月份出口形势会根本好转吗?现在很难下结论，外需收缩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沿海外贸企业的困境，订单的下滑或者说订单的萎缩正在显现。这种变化就会进一步加剧中小企业的压力。中小企业已经面临工业品价格下降，企业利润下滑，亏损面扩大等问题。如果外需收缩进一步传导到沿海外贸企业，中小企业破产倒闭的风险会进一步增大。

　　中小企业订单下滑，或破产倒闭风险增大，就会进一步增大就业压力。外贸行业就业容量大概是8000万到1亿。4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已经到6%，其中16-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达到了13.8%，比3月份高了0.5个百分点。现在可以看到一部分春节后返岗农民工又出现了返乡。全球经济衰退的不确定性会从需求端进一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

　　供给端就是摩擦的不确定性，下一步会影响到供应链的稳定性。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制造国，制造业增加值几乎接近全球的30%，如果要说产能的话，可能份额更高。我们现在要进口大量中间品，有人说中间品占进口份额要占到三分之二，进口结构已经发生系统性变化。中间品里面，有一部分短期内国内供货商很难替代的，这主要是由于技术原因，我们的技术水平还达不到。如果这些中间品供应链中断，包括主动的断链，比如美国想方设法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还有一种是全球供应链调整，或复工复产进程受阻，带来被动的供应链中断，这就会对我们的供给端继续形成影响。

　　这种需求和供给的影响会不会向金融部门传导？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国内无论是财政，还是金融领域风险压力是增大的。财政收支缺口特别是基层收支缺口扩大，“三保”压力是很大的。加上金融领域企业负债水平上升，违约可能会增加，不良率会上升，特别是中小银行的风险会加剧，这都需要我们高度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守住底线，中央给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就是“六稳”和“六保”。“六稳”就是要稳住经济基本盘，这是“六保”的基础和条件。如果经济稳不住，“六保”也很难实现。“六保”是着力于兜住就业和民生的底线，它是个底线性要求，也是稳住经济基本盘的着力点，只有守住“保”的底线，才能拓展“稳”的局面，才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六保”应该是放在优先位置的。而且，“六保”从战略层面来说也是符合扩大内需战略需要的，如果我们就业和民生都保不住，怎么扩大消费?如果企业都保不住，怎么扩大投资。从短期来说，“六保”至关重要。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要实施扩大内需的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全国政协会议经济界别委员时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这是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一次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关系到中长期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们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经济循环，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提出沿海发展战略，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参与国际经济循环，逐步实现产业升级，到本世纪以后逐步形成世界工厂。这也促进在全球范围形成了“大三角循环”，也就是美欧作为研发和消费中心，东亚特别是中国作为制造和生产中心，中东和拉美作为能源和资源的供应中心的全球循环，这种循环是一个多赢的格局。但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这种“大三角循环”也开始暴露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美欧出现了过度负债、过度消费，产业外移造成制造业空心化，收入差距扩大，政治极化，民粹力量上升，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东亚这边随着中国经济科技实力的增强，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引发美国对中国战略的系统性调整，2018年把中国确立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开始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特别是在科技领域。原有的这种国际循环模式，在国际环境深刻变化的条件下，必将发生系统性调整。

　　“双循环”战略，就是适应内外环境变化的一次主动调整。“双循环”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需求端，国内大循环最重要的就是要促进消费、扩大投资，包括“两新一重”——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新基建区别于传统基建是一个市场主体广泛参与的领域，新型城镇化特别强调县域包括一些成规模建制镇的规划建设，扩大有效投资已经在下沉，再加上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从长远来说，扩大内需更重要的还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加快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中等收入群体现在有4亿人，虽然下限标准还是偏低的。我们不断的扩大这个群体，未来15年到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如果能够争取翻一番，达到8亿人，市场规模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需求端。在供给端，要着力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无论是经贸摩擦还是从这次疫情来看，我们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还是有很多短板，下决心补短板，是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我们还要避免风险进一步向金融领域聚集，这就是“双底线”。经济的底线要守住，防风险的底线也要守住。在加大财政货币政策力度的同时，还要增强风险意识，通过加大改革力度，加强监管能力建设，牢牢守住防风险的底线。